大家专论|徐兆寿:论中国影视美学建构的道、术、象






论中国影视美学建构的道、术、象

   文 · 徐兆寿







中国影视美学的概念提出已经很多年了,也有不少名家的著述。早在1998年黄会林先生就在《当代电视》杂志上著文,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提出中国影视美学的建设。那时,她认为,“电影电视已成为当今世界文化传媒中传播最广最快、对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艺术创造和文化传播方式之一”。中国已经是第一电视大国,但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应当重视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影视工作者应当“构建和拓展蕴涵中国民族特色的、符合时代需要的‘中国影视美学’”。进入新时代以来,一方面影视媒介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手机、短视频作为工作、生活中最重要的媒介后,影视艺术已经全方位地介入到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比起1998年时已经发生了巨变;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已经成为整个国家所提倡和实施的方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已经取得较大成就,构建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界的重要任务。在这样的时代面前,中国影视美学的范式、方法论以及精神价值体系的构建已经成为迫切需要完成的理论任务。当然,这样的建设既不可能一蹴而就,又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始终处于变动不居之中。


杨天才 译注《周易》,中华书局,2022


《周易》是中国文化的元典,被人们称为“群经之首”“万经之源”,也就是说它是中国所有文化产生的根本与来源,主要是因为它揭示了中国文化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规律。它由三个方面构成:象、术、理,指任何一个事物可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即形象、数术原理和其精神价值。比如,汉字具有音形义三个方面,被认为是目前人类语言中保存原始意义和信息最完备的文字,其实汉字还有一个方面被长期忽略,即其数理。这方面常常被民间用于测字、取名等用途,但学者多不懂,认为是迷信,所以有意将其忽视。数术亦可指构成事物的语言、方法、原理,是器的层面。汉字的这三个方面究其根本,仍然是《周易》所讲的三个方面,只不过多了一个名字而已。今天我们来看任何一种事与物都大体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考察,换言之,从这三个方面来考察和建构一个事物,便符合中国文化的基本原理。本文试从中国文化的道(义理)、术(方法)、象(精神形象)三个方面来讨论一下,抛砖引玉,以期更多的学者能够从中国文化自身的结构出发,来构建中国影视美学。


  中国影视美学之道


道,在古代指关于天地和事物运行的形而上的思想、精神和价值。“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大概的意思是道与器本来是实践的,完善的,可以观察的,但因为乾坤两道被毁,所以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被形而上学后称为道,指道的义理和规律部分,而另一部分可称为器,如器皿、道具等,是其构成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再简单一些说,道指贯穿在人与事物中的精神,而器是供道使用的“肉体”、形具。讨论中国影视艺术,亦可从这两个方面去讨论。


1895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创造,而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于1905年产生。显然,这样的媒介技术是从国外引进的,一如今天我们熟悉的互联网媒介。很多人认为,电影是工业技术,但还有很多人认为,电影是艺术。这仍然是道与器的分别。当我们把电影当成艺术时,绝大部分意义上体现了道的存在,而当我们把它当成工业技术时,就简化为器。当然,任何一种器上,也仍然体现着道的痕迹。这就是庄子所讲的道存在于“屎溺”中的原理。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讲,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去认识和构建。



 (一)崇尚自然的天人之道

电影是第七艺术,被称为综合艺术,但因其从照相技术发展而来,所以影像为其基本语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自古就是天地人三才之道,尤其是古典文学,写人先要写天地间的景物,然后才是人。比如《诗经》中的《关雎》,先写关雎在河之洲,然后才是淑女和君子出场。这是天人合一。再比如李白、杜甫、王维、苏东坡等写的古典诗词,大多数时候都是状物达情,用自然界的景物来表达人物的情志,也是天人合一。西方诗歌中也有这样的传统,如古希腊诗人萨福的一些诗,再如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等人的诗。但是,这样的诗歌并不多,西方诗歌从《荷马史诗》开始到莎士比亚再到拜伦等,一脉相承的传统是写人和神,且多是直抒胸臆。这样的表达方式还表现在绘画上。中国的绘画多以山水、写意为主,山水为主要的背景,很多时候占比较大,人恰切地处在山水之间。这也是中国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呈现。但西方绘画与雕塑等皆是写实为主,即使有天地山水,也以突出人为主。


这样的表达方法自然也体现在影视中。有一点首先要厘清。电影是舶来品,其内容与形式多学习西方电影。同时,从五四以来的文学也学习西方近现代文学,一方面对古典文学进行革命,几乎中断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那种先写天地万物的文学被定性为“山林文学”;另一方面学习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开了一条新路,文学成为革命的“利器”,成为先锋力量,且倡导直接写人,把人从礼教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人、大写的人、平等的人。如此一来,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方法与精神被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的革命精神取代。不仅如此,西方写实的绘画艺术也在取代写意的传统绘画艺术。中国电影起初是模仿戏剧而成,在左翼电影产生以后,电影也承担起救国救民的革命任务来。《白毛女》电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白毛女》电影海报


但是,中国传统文学和绘画艺术的精神还是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很多艺术家,毕竟它们还在教科书和图书馆甚至市场上可以看到、学到,所以一些艺术家仍然在用传统的方法来表达新社会新时代的精神。比如在文学上有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茅盾的《白杨礼赞》、刘白羽的《日出》、杨朔的《泰山极顶》等一大批状物写景的散文,且流行一时,成为范式。电影也一样,导演们仍然不忘在对人物进行塑造时加入景物描写,如《白毛女》中那些劳动和丰收的场景,那些与人物精神和情绪相一致的天地之状。


到了新时期后,一批电影人不满于电影的工具主义倾向,提出电影不仅仅忠实于文学改编中的文学主题,而且要进行电影语言本身的探索,于是《黄土地》《天云山传奇》《那山那人那狗》等电影便应运而生。这是重视了电影的视觉效果,尤其是重视重新把人置于天地万物之间来状物写人,重新回到了天地人三才之道。新时期以来,电视也开始发展起来,于是,《话说长江》《望长城》等这样一批用镜头来叙述中国自然风貌的电视作品脱颖而出。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些把人置于天地自然中来思考人、社会、国家命运的影视作品,就是很好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精神。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动物世界》,展现了动物界的众生相,这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属于天然之类,从中可深入洞察人与动物的异同。这正是古代中国文化讨论人与动物之不同的地方,古之圣贤把人从动物界中解放了出去,以礼乐伦理建设道德文化,赋予人精神的品质。这也是西方现代性文化中讨论人与动物相同性的地方,现代性精神从达尔文开始逐渐否认人与动物的不同,强调人与动物的相同,把人性建立在动物性之上,从而把古代人类构建的精神大厦逐渐解构,导致人类失去了方向,所以西方现代文学着重描写人的欲望,否定人类的道德品质,试图以此来探索人性的本质,结果本末倒置。


21世纪以来,随着影视技术的快速提高,拍摄美景成为影视创作者的一个追求。如电影《卧虎藏龙》既是自然之道,也是人文精神,两者相得益彰,充分地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再如电影《可可西里》《冈仁波齐》《七十七天》等对青藏高原上的雪山、草原、峡谷、无人区的描述,展示了雪域高原的自然风光和与其相一致的高原上的人,这也是天人合一的彰显。而这一时期纪录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将影视剧没有涉猎的天地美景都拍了个遍。如《第三极》《伊犁河》《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守望秦岭》《美丽中国》《航拍中国》《地球脉动》《蓝色星球》等,以微观和宏观的视角全方位展示中国乃至人类各地的自然风光、历史人文景观。这些纪录片再一次展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崇尚、热爱,表达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


天人之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家都认同的大道,即人处于天地之中,在对天认识、认同的前提下崇拜天、认同天道,并以此来构建天人合一的大道。这也正是“文以载道”的真实内涵。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认为,天人之间的关系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丧失,人从相信天道逐渐演变为不相信天道了,所以天人之间的美好关系也要经历春天之发芽、夏天之生长和繁茂、秋天的收获和萧瑟以及冬天的肃杀与枯萎,然后又会迎来春天,所以仍然可以“重续天人之际”。这种道法自然的天道观和方法论可以帮助中国人从容应对社会的各种演变。五四以来,我们在认识自然、认识人本身这个天然之“物”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把人首先从天人关系中拆解出来,依照达尔文的思想放在整个动物界中重新认识,然后又通过科学等手段对宇宙的产生进行了无限探索,对人的情状进行各种实验研究,目前,这样的探索和实验仍然在进行之中。这样的探索,是对物质世界的探索。既是对宇宙物理世界的规律性总结,也是对天道的物理性探索,这与中国古代文化中对天地自然的宏观探索是一致的。比如,隋代萧吉的《五行大义》,讲的就是气候、时间、方位、土地、动物、植物在不同季节中的表现,总结出一套万物相和、时间和空间相生相克的规律,国家、社会和人都遵照这样的规律来构建制度和行为处世。但目前进行的西方科学式的探索已经遇到了瓶颈,开始拐弯,如对量子力学的科学探索。它既是科学探索的习惯性活动,同时也是观照人类精神活动的探索。这样的探索启示,人类最终会返回道德伦理的探索,仍然会回到天人合一的方法论中。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复兴之中,中国人的生态文明也在建设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正在被人们重新认识,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将成为中国文学艺术重建的主体性思想资源,也将成为启示西方世界和全人类重构精神家园的重要思想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好莱坞电影《阿凡达》,是站在东方智慧的视角下,用奇特瑰丽的想象展现了一个奇幻、美丽的天人合一的世界。那里的自然界还是人类神话时期与人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世界,那里的人也与自然界的万物和谐相处,但这一切又与今天西方世界的殖民主义、工业主义和技术主义思想格格不入。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生态科幻电影,是对西方世界乃至全人类生态世界的一次反思。它也昭示着与此相一致的东方智慧可以进一步发扬光大,重新审视西方世界仍然处于强势的殖民主义、技术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重建人类生态文明。



 (二)天人合一的人文之道

《周易·上经·贲》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在中国文化看来,天地有阴阳,天为阳为刚,地为阴为柔。刚与刚是对立的,柔与柔也是对立的,而且“独阴不生,孤阳不长”,只有阴阳才能相济相生,这便是刚柔相济的天道原理。是谓天文。上古圣人对此进行总结,故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然后象天立人,创立人文。天为乾,乾道成男;地为坤,坤道成女。阴阳乃天地之伦理,故有男女夫妇之伦理。乾坤运化又生出其他六个卦象,分别为三男三女,于是又有了辈分和下一辈的男女夫妇逻辑。如此便有了家庭、社会,社会的伦理就这样根据天地的伦理而形成了。伦理确定,人便有了羞耻心,道德便产生了。有了伦理和道德,文明便产生了。文明是制止人情乱象的准绳。这就是天人合一的人文之道。《文心雕龙·原道》篇讲的大体即此理也。


 [明]程登吉:《幼学琼林》, 吕平 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


《关雎》中先讲天地间关雎的情状,据一些学者研究,关和雎是一对雄雌鸟,它们之间的相和相爱乃天地之伦理,自然之道也,然后君子与淑女又是一对人间的情侣,君子为阳,淑女为阴,故君子主动去求淑女之爱。两人之间因爱而产生各种情状,既是天然之情,阴阳和合,又是人文之情。此谓天人合一。这是先秦时代对上古思想的继承。《诗经》里面的诗歌大体都是如此,先讲天地间的风物,然后再写人,风物与人产生高度的共鸣与共和。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这样的天人合一传统在现代影视中也仍然被自然地继承了下来,比如,《白毛女》中,所有的风景都有表情和情绪,都是与人物的命运和情绪高度结合,成为叙事的有力辅助。电影《白毛女》是一部革命的诗篇,里面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都处于一种对立和对抗的情绪与价值状态,而那些山水、麦田等风物都表现出与女主人公的情绪一致,随着女主人公的变化而变化。再如,《卧虎藏龙》高度体现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那些树木,那些山水,那些大漠荒原,都成为表现主人公精神的一部分,同时,里面的人物如李慕白、俞秀莲在修武道的过程中,逐渐都体会到人要向自然学习、要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精神。在武当山上,他们的身形与树木协调一致,飞翔于树林与山水之间,化为自然的一部分,李慕白也以此来教育玉娇龙。这里是道家修行之地,也是他们精神的归宿。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整体性,人不仅仅是生活在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之中,还生活在天地自然中,这是中国文化讲究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原理。人在社会关系的冲突中找不到和解与解决问题的方法时,多会来到山水之间,寻求自然之师的启示,得到精神的和解。在由金庸、梁羽生的小说改编的一些武侠片中,主人公在受到外部严重打击或身受重伤时,在面临最艰难的时刻,会无意中来到一个世外桃源般的世界,或学习天地自然之道,或受高人指点而开始向自身的精神内部探索,获得中和之道。当他获得这样的智慧之后,对武术和万事万物的认识,对仇人和外部对抗力量的认识,都得以有效化解。他或者放下自己执着的仇恨,或者谅解对方,或者获得更加高超的武术替天行道。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使人总是追求向自然学习,追求中和之道,在自身内部来解决一切问题与自由、存在的难题,而不是像西方文化那样非此即彼,或执拗地从外部世界来处理问题。我们看到的大多数西方的战争片、动作片、警匪片等,都是看到正义战胜邪恶时而将邪恶势力铲除干净,就像西医在治病时总是以消灭癌细胞为方法。中医则不同,癌细胞也是生命,所以扶正祛邪,寻找正义力量,将癌细胞压制。这是为什么呢?老子在《道德经》中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周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清人程允升曰:“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所有的事物都是阴阳合体。邵雍在《渔樵问对》中谈到君子与小人时也言:“君子禀阳正气而生,小人禀阴邪气而生。无阴则阳不成,无小人则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间也。”君子与小人是一对相互制约的存在,提倡君子时不可把小人消灭。所以,中医是讲究阴阳平衡,而不是把一方消灭。所谓“邪不可干”,是指把邪镇压住了,而不是将其消灭了。这样的方法也常常在中国的影视中出现。中国人喜欢大团圆与这样的整体观和阴阳平衡观是一致的,西方人喜欢悲剧是因为它缺乏这样的整体观,所以总是以悲剧的形式激发人们的情志来寻找那些缺失的东西,以此来平衡悲欢。


张景、张松辉 译注《道德经》,中华书局,2022


此外,西方文化在古希腊时期是人与神的对话,从古罗马时期基督教获得认可后就逐渐演变为人与宗教之主上帝的关系,所以西方的文学与电影多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与神或上帝之间的对话,如《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起初是与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一系列亲密的关系,后来在青年时期对上帝精神产生怀疑,所以反抗上帝,也与身边的亲人、朋友产生冲突,但到后来,他在人世间找不到和解时,又重新理解上帝,最终回到了上帝精神,和上帝和解。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有这样的特质。西方的电影也多是如此,大自然是从属于人的,大自然也很少教育人类。这些都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异的地方。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除了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要解决人与天地之间的问题,所以有人选择儒家,有人选择道教,也有人选择佛教,但是最终都是向天地大道学习,开悟得道,从而与天地万物和众人之间都达成和解,找到了天人合一的方法与大道。在这里,宗教只是其证悟天地精神的一个媒介,并非真正的归宿。


天人合一的传统不仅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还表现在各种礼仪道德之中。如前所述,中国古人都是在道法自然的过程中确立了男女、家庭和社会、国家的伦理道德,礼是道的形式,而德则是在礼之上产生的心理机制和价值标准。但自我们接受了西方社会学、进化论和“性革命”运动的诸多观念后,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婚姻是牢笼、道德是虚无、礼教是束缚,都可以不要,所以有了婚姻可解体、道德可批判、伦理可解散等诸多乱象,且在影响很多青年人。当下,不婚主义者、不生主义者和单身家庭已经在社会上占比较高,这在很多影视剧中都有体现,但也有很多影视剧仍然坚持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如《人世间》表面上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现代人情世故,但都是以传统的家庭观念、夫妇伦理、兄弟情谊、朋友义气和牺牲、忍让、宽容、利他、利国的道德精神为主线构建人物之间关系,塑造人物形象。再如1990年代初的电视剧《渴望》在当时风靡一时,让无数的人难以忘却。在那部电视剧里,表现的正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李雪健饰演的宋大成与张凯丽饰演的刘慧芳都是传统伦理道德形成的好人形象,他们都忍让、牺牲、宽容、坚韧不屈,令人赞叹,他们的命运则令人感叹,令人难忘。时至今日,人们一看到他们俩,便会想起他们曾经饰演的那两个人物形象。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们心中产生的涟漪。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就像一片宁静的大海,在现代性之下沉寂着,但一旦被唤醒,就会在人们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下,由于网络数字媒介的快速传播,西方价值观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大,人们都追求简单的个性、自由、平等,却没有从根本上去认识这些价值的意义、特征,更没有将其中国化,如果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和致中和的终极价值去看这些问题,则是另一种情况。这些也在今天的网络剧中有所体现。比如《琅琊榜》《甄嬛传》《庆余年》等电视剧中,皇帝或一些太子、皇子、妃子、公主等基本上就是追求毫无限制的自由、个性与权利,结果,最终被具有宽容、忍让、博爱、仁义、牺牲精神的皇子或主人公打败,在终极价值追求方面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在逻辑与惯性。



 (三)马中西融合之道

当前,复兴中华文化传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地中国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成果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这一切的根本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包容性、和合性在起作用。从影视剧来看,十八大以前,尽管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对传统提得较少,但是,影视剧在塑造人物形象、解放人物与人物之间冲突的时候,所用的道德价值仍然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宽容、仁义、诚实等道德价值和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仍然是我们通用的道德律和方法论。比如,在小说《白鹿原》的影视改编中,田小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电影《白鹿原》中将田小娥置于中心位置来把所有人物串联起来,而把白嘉轩置于次要位置,观众则不认可,认为无论如何,田小娥虽然受尽旧的礼教的迫害值得同情,但将其被迫害的一面娱乐化,将其置于中心,而把白嘉轩置于次要位置,则有些过分。这的确是在娱乐背景下对这部小说的误解,也是对艺术的社会功能的误解。“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使命,而“文以化人”则是文学、文化乃至一切艺术都在进行的事业,若是蒙起眼睛说这样的影视之“文”对社会不承担任何使命,或者硬要说影视对社会风气不会有太多作用等,都是不负责任的。西方好莱坞电影的娱乐化风气显然在影响着当时中国的电影业。由于受到这样的批评,在后来电视剧的改编中,白嘉轩像小说中表现的那样,重新回到整部电视剧的中心位置,他的乡绅角色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田小娥则成为剧中另一个重要角色,她与鹿子霖共同构成白嘉轩的对立面。这大概就是“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方法论在小说和电视剧中的一个体现吧。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改编?更深一层问,陈忠实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些人物?究其原因,其实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们的心中起了作用。白嘉轩作为乡绅,一方面代表了传统的礼教,这是与鹿子霖、田小娥等形成对立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他坚守的这些礼教在百年来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有些是继续发扬光大的,但有些则不知如何处理,比如针对女性追求自由和爱情的权利,女性解放和平等之路究竟怎么样?则犹豫不决,无法确定,但这大概也是这部小说产生魅力之所在,它击中了人们幽暗的内心。是故很多人为田小娥鸣冤,为其张目,但也无法说服人们。人性是一回事,如何处理人性中的这些幽暗问题则是另一个问题,是属于伦理问题。正是这样的争议,才导致了以上两种改编。究其根本,这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娱乐精神相激荡和融合的表现。




百年以来,中国人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对礼教道德、妇女命运、男女伦理等进行否定、革命,又进行摸索实践和创新。那时,中国传统文化处于劣势,处于被革命的位置。鲁迅小说和电影《祝福》中的祥林嫂是一个典型,她是被用来对旧社会伦理道德进行批判的人物形象。她备受礼教的压迫,又失去儿子,是一个被损害、被摧残、被同情的角色。而在陈忠实的小说和电影《白鹿原》中,田小娥成为一个被礼教压迫但又在争取自己的爱情、性自由的女性。她因为自己的丈夫年龄太大,身体不行,就主动勾引黑娃,在黑娃这里得到了她需要的性满足和爱情。在白孝文这里,她并没有顾及嫂嫂与弟弟的伦理关系,并与他有了一个孩子。在与鹿子霖复杂的交往中,她一方面与鹿子霖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又羞辱他。她始终在拿自己的身体做武器。她比祥林嫂前进了一步,但在道德上则难以判定。这是这个人物复杂的地方。在这里,当新的伦理道德与旧的伦理道德产生冲突的时候,作家、导演并没有能力来选择一个恰当的方向。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问题将会有不同的回答。


电影《白鹿原》的这样一种探索性和不确定性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见证。《中国式结婚》《奋斗》《欢乐颂》等电视剧则反映的是中国人在婚姻伦理中的各种艰难选择,依然是中国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融合中的一种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百年中国影视的探索可谓深矣。


在电影《阿Q正传》中,阿Q是鲁迅眼里那个时候中国人人格与精神的写照,到处说假话,自欺欺人,大部分人精神上完全属于软弱、虚无、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状态,而那些“赵老太爷”“假洋鬼子”之类的人高高在上,在奴役着中国人,所以,电影起到了号召广大民众起来反抗压迫的巨大作用。也是从那时候开始,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纲领,成为广大民众所逐渐熟悉和接受的西方文化思想之一。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大量西方文化引入,如巴金接受的安那其主义,鲁迅、郭沫若、田汉、郁达夫、成仿吾等从日本间接地引入启蒙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左翼文艺思潮等,这些西方思想一并也起到了否定中国旧传统、建设中国新文化的作用。到了左翼文艺思潮兴起时,又出现了关注底层百姓的思潮。而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赵树理、贺敬之、丁毅等作家推出一批作品,后来被拍成电影,如《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等。作家、导演开始关注和塑造农民阶层。这是中国当时最底层最卑微的人群。他们的意志是摆脱旧思想、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反映在文学与电影中的表现。等到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和导演又开始探索新中国时期农民和工人如何做一个新人,这时候所运用的思想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但是进一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到了新时期,改革开放带来了更多的西方文化,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导思想,但更多地融入了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思潮都被介绍到中国来,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将一百多年来甚至几千年来西方文化与世界文化了解了一遍,并进行了广泛的学习和实验。1980年代出现的各种文艺流派就是证明。中国的电影也开始学习好莱坞电影、法国新浪潮等各种各样的流派,采取新方法塑造新形象。这一时期对中国人格精神的构建也融入了西方文化与世界文化。如《庐山恋》《牧马人》讲述的是不同阶层的人自由恋爱的故事,这在那个时代是极具冲击力的。《芙蓉镇》《霸王别姬》则是反思过去年代对人的迫害,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实践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的反思。《平凡的世界》则是1980年代农村进行改革实践的现实主义书写。到了19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建设,西方的大众文化、娱乐文化也进入中国,开始极大地影响中国的影视艺术。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也都投身娱乐片的拍摄,标志着那个时代影视文化的转型。随着21世纪中国加入WTO,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市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电影业的发展,电影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在学习美国好莱坞的经验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而不断探索完善,所以21世纪前十年的影视则几乎是娱乐性、商业性压倒艺术性的时代,这也导致电影行业产生种种乱象。


进入新时代以来,因为国家相关部门有意识的倡导和相关政策的出台,电影行业的各种乱象得以治理,电影艺术又重新返回重视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并力求取得商业价值的道路上,拍摄了《集结号》《智取威虎山》《战狼》《红海行动》《八佰》《长津湖》等主旋律电影,倡导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拍摄了《人世间》《都挺好》等现实主义题材的伦理剧,展现出中国人对夫妻、兄弟、亲人、朋友间那种传统价值观的继承与弘扬。此外,《琅琊榜》《甄嬛传》等大量网络剧从宫斗、武侠的角度反映了传统伦理价值观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这些网络剧中,《庆余年》《长安十二时辰》等影视剧以现代人的精神来反观古代人的伦理道德,具有明显的现代性价值,而《如懿传》《凤囚凰》《皓镧传》《招摇》等“大女主”电视剧,基本上多以现代女性价值观来演绎传统,也可以看作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可以视为妇女解放与传统礼教发展中的价值探索。现在,这样的大女主电视剧越来越多,仅2024年10月,就有《珠帘玉幕》《掌心》《蜀锦人家》《国色芳华》《玉兰花开君再来》《念无双》《山河枕》《灼灼韶华风禾起》等多部此类电视剧。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还在探索的路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仍然在过程中,这一切还需要进一步在理论上创新,在实践中检验,同时也需要全人类的文化加以论证。这段路还很长,还需要作家、导演、编剧以及理论工作者继续探索、总结。


  中国影视美学构建之术


术也是方法论。中国文化中道与术的关系自古以来论述者众多,总体而言,道无处不在,贯穿在一切事与物中,与术合为一体而存在,这就是所谓道器合一。《庄子·外篇·知北游》中关于道的问答一直以来颇受大家认同。东郭子问庄子道在哪里,庄子曰:“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这一段说的便是道不离器的原理。再如就人而言,肉身乃器,道在器中。若论道,不能离开器。而一个事物只要有器存在,道就贯穿其中。



 (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伦理叙事

西方文化来自两希传统,在中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哲学和现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那里,文学艺术始终面对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所有伦理与道德均来自上帝的给予,所以无论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首先都是人与上帝的对话,然后才是人与自我、人与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自现代以来,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崛起,上帝和神学被怀疑、否定,所以在尼采、萨特、卡夫卡、贝克特、加缪等人的笔下,上帝和诸神退位,人失去了先前拥有的道体,于是就开始与他人和自己对话。一言以蔽之,西方人试图从人的肉身这个器中来重新认识道。这就转向了古希腊的文化,当然,不是简单地回归到古希腊传统,因为古希腊传统还有神学伴随着哲学与科学。但西方现代性文化失去了神学,便只有科学与哲学了。当然,与这种现代性文化相伴随的是古老的基督教文化,所以说,自达尔文以来,西方社会200多年的战争多为科学与神学的斗争。正是因为如此,从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是西方现代性文化。



中国文化从古至今都是象天立人,是人与天地对话,虽然后来引进佛教、创立道教,与神佛对话,但在神佛之上,仍然还有一个无所不在的天,所以很多人批评中国人什么都信,其实是以西方的一神论思想为标准来判断中国人的信仰。在中国人这里,无论再伟大的神佛,都不过是一瞬,都不过是论证天地大道的一个证据而已,所以,任何宗教与文化都可以在中国文化中被包容,被融合。


影视艺术虽然是百年前诞生的新的艺术,但它仍然是叙事的艺术,所以在讲述故事方面它仍然继承了文学和其他艺术的叙事方式,所不同的是文学艺术运用的是文字语言,而影视艺术用的是镜头语言。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文学在叙述人的时候,往往遵循天地人三才之道,先叙述天地万物之情状,再叙述人的情状,达到天人合一。此外,在叙述人伦道德时,也是遵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方法论。李泽厚等人认为,中国文化经历了从巫到礼的演变过程。还有些人认为经历了从巫到史的演变过程。从文明的角度来讲,从巫到礼是一个系统,史则是完成这种演变的一种叙述。巫指的是从伏羲到黄帝再到大禹、商汤、文王、周公都有礼敬天地的方法论,这套方法论可用上古历法、天象、地理等表达。历法主要指时间,与天合为天时;地理则是对大地方位的确立,为地利;天象则是在文字没有诞生之时,古人用上古天文来表达时间和空间的一些概念和形象。到周时,一方面有了完备的文字,另一方面也有了明确的史官制度,所以从周开始就进入礼乐制度的完备阶段。从个人的出生、取名、婚嫁、丧葬、行为、说话等都有了完备的礼制,家庭和社会也有了一系列伦理。在礼之上,就有了与礼相配的各种道德,也有祭祀先祖的制度,以此而建立起一套信仰、伦理、道德体系。


这套道德体系在新文化运动时被否定了,文学艺术家多采用西方的伦理道德体系为标准来评判、否定和改造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人伦关系的设置与叙述也是以破除旧的传统伦理和树立新的伦理为方法。前面已经涉及,因为中西方两种方法的伦理关系不同,文学和影视在构建伦理关系时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叙述,假如我们用简单的西方文学艺术的方法去描述中国人的伦理世界与精神生活,必然是带有强制性的,必然是只顾及一点不及其余。这大概也是自鲁迅以来新文学和电影的问题之一。比如,在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同名电影中,当祥林嫂听到人们说她死了以后要下地狱,身体将被锯子锯成两半,一半给祥林,一半给贺老六,她吓坏了,于是,她按照人们所讲的那样省吃俭用,储够了钱到寺庙里捐了一个门槛。她以为这样就能化解掉自己的“罪”,就能够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她的命运更惨,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地狱早已在她活着的时候就为她设立了,但是,她并没有意识到。临死之前,她问道,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魂灵?她害怕人有魂灵,因为那样她就要遭受无尽的折磨。在电影里,以礼教为基础的宗教都成了杀人的利器,没有救世的菩萨,没有同情者,到处都是害她的人、剥削她的人。这样的社会岂能不反抗?这样的礼教和宗教岂能不打倒?很显然,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描写是极为震撼的。中国传统文明的大厦已经破烂不堪,没有可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但在今天来看,一些学者觉得五四时期对传统的批判有些过了,是那些先驱们急于要接引西方文化而如此看待古代的传统。真正的美好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礼仪之邦,是信仰“人之初,性本善”“杀身成仁”“欲立己先立人”“克己复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君子之道,是在全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优秀文化传统,是竺法兰、摄摩腾、鸠摩罗什等弘扬的大法,是法显、玄奘等从西方引来的解脱生死的大教,而非小说中鲁四老爷这类封建地主阶级的丑恶嘴脸,也非周围那些见利忘义的小人。小说《祝福》中所描绘的中国礼教并非古之圣贤们所倡导的大道,所信仰的佛教也非大德高僧们所弘扬的大法,而是末流,是腐朽。小说是欲接引西方启蒙思想而“看见”和专意描写的寓言式的腐朽社会,是鲁迅心中已经腐朽的礼教社会,似乎有先入为主、刻意写作的用意。所以,自1990年代以来,对鲁迅的讨论就会时常发生。为什么会发生这些讨论?就是时代变了,有了新的时代问题需要解决,而先前被否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面前表现出另一种形态,故而也就需要对鲁迅所批判的问题进行新的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在今天复兴中华文化传统的时候,是否又要否定鲁迅和新文化运动呢?否则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又如何能复兴?进一步讲,是否真的用这样二元对立的方式去处理传统与新文化精神?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鲁迅:《祝福》,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8


假如用中国传统文化道法自然的方法论来看,任何事物都有生发、兴旺、高潮、生病、坏死的过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中国文化中还有再生的“生生不息”之原理,一如四季之轮回、日夜之交替。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总结了天地人三才变化之道后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他又在《太史公自序》中言:“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是对天人之际的进一步阐释。五百年之内,圣人之礼乐教化从生到长,再到旺盛、繁华,然则也有衰败、消亡,这是一个期数。这就是道法自然的伦理方法,既是天地之伦理大法,也是人世间之兴败之道。不仅如此,《周髀算经》和北宋数学家邵雍的《皇极经世》都有数术之理。他们所讲的历史之演变并不单单指现在人们重视的帝王朝代之更替,而是礼乐教化之兴败。自孔子作《春秋》,到司马迁作《史记》,礼乐之教是真正的变化之道,王道只是演变之中最大的执行者而已,符合礼乐之道者兴,违背者败,所以太史公又曰:“《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圣人重礼乐之教,后人重成功之势,故而将历史看成帝王将相史。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否定,但也是借西方文化还中国文化以野蛮之气。这就是鲁迅所讲的“立人”。


从礼乐兴亡的文明观来看,新文化运动也是对中国传统封建礼教的一次拨乱反正。礼教诚若鲁迅在《祝福》中所言成为奴役百姓之地狱,不如反之,重整礼教。但新文化运动因是借西方文化之伦理否定了将死之传统礼教,那么,又怎样重建中国文化之礼教?显然,经过百年的探索,依然还是回到中国文化的根本与源头——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根本上——这也是新时代以来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那么,什么才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伦理?影视中有这样的经验和方法吗?


考察由现当代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时,就可以发现明确的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精神,如鲁迅、巴金、曹禺、老舍的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基本上都是反抗传统,融合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进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作品。但是,21世纪以来的网络文学改编的影视剧则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它们直接越过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从借鉴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西方影视经验的基础上,创作了一套中国式的网络影视剧。如人们熟悉的《琅琊榜》《甄嬛传》《庆余年》等影视剧。还有一些影视剧在重述神话,重新讲述中国文化的起源,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宸汐缘》《与凤行》《诛仙》《搜神记》《仙剑奇侠传》等,重新唤起中国人对自己古老文化的记忆,但其中张扬的精神仍然是平等、自由、博爱、宽容,是对中国古代传统的一种现代创化。还有大量的古代宫廷剧、武侠剧和玄幻剧、穿越剧等,讲述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故事和平民生活,表面上是宫斗、阴谋,实则在这种宫斗、阴谋的叙述中颂扬善良、宽容、平等、自由、牺牲、仁爱等精神,其中也呈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伦理关系,展现了各种礼法制度,无疑是人们对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再认识和再创造。


在这些古装影视剧中,大多数影片都在传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伦理精神,虽然还没有进行科学的解释,但它依然开始召唤人们去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重新去进行各种探索,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融合西洋之术,形成中国影视叙述方法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它本来就是舶来品,在其发展过程中,中国电影人在不断地学习西洋技法,以提高影视表现技能。在电影初入国内时,中国电影人学习制作电影并使用电影视镜等放映技术,使中国的戏剧搬上银幕,史称影戏。尽管在今天看上去极不成熟,但它仍然是在用外国技术表达中国传统戏剧,极具中国风格。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开始学习运用蒙太奇技术,学习并借鉴外国电影中的景别设置和用单镜头交叉拍摄等技巧,使电影语言开始丰富起来,电影的叙事能力也逐渐加强。其时,美国好莱坞电影大行其道,对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影响很大。有年轻学者在研究1920年代末期国产电影时发现,“武侠片”一词是受到美国电影的影响而翻译过来的,而且当时有很多女侠为主的影片,如《红霞》(1925年)、《儿女英雄》(1926年)、《白燕女侠》(1927年)、《黑衣女侠》(1928年)、《海上侠女》(1928年)、《荒江女侠》(1929年)、《女侠飞燕》(1930年)等。这些早期武侠电影在模仿、吸收、借鉴好莱坞电影技术和美学风格的基础上,融入的则是中国传统的美学价值观和当时流行的平等、自由等现代性精神,形成了那个时代的武侠片风格。



到了左翼电影运动时期,中国电影人学习外国声音的录制和剪辑技术,黑白有声电影的制作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电影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逐渐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在这一时期,好莱坞电影也开始影响中国的电影,新的技术、新的美学、新的市场模式一时在中国颇受追捧。中国香港的电影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迅猛,就是受到好莱坞电影的影响。香港在这一时期拍摄了大量的武侠片,也改编了很多古典文学中的名篇,很好地探索了中国电影的美学风格。这些对后来内地电影也有很大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电影一方面受到苏联电影的影响,注重表达革命主题;另一方面又重新向中国的传统戏剧学习,形成了样板戏电影,如《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红色娘子军》等。今天来看,这些电影虽然在内容表达上有假大空的虚华,但在吸取中国传统戏剧的表演手法等方面还是值得肯定的。2014年,徐克又根据《智取威虎山》这部电影和样板戏重新改编而搬上银幕,电影的戏剧性特征以及台词的高度凝练等都显示出对中国古典戏剧美学的继承,是一种有力的探索。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重新开启了中国内地电影对外学习的大门,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日本以及欧洲的电影汹涌而至。一方面,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仍然坚持与文学联姻,继续与文学共同探索中国文学和电影的现代性之路,在现实主义美学道路上积极开拓,改编拍摄了现当代文学和古典四大名著中的一系列名篇,使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影视的黄金时代。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至今仍然是经典,那些现代文学的名篇和改革开放后影响较大的小说也被改编为影视剧,使80年代成为续接五四新文化精神、开放接受世界文化、融合中西方文化并努力探索中国式道路的重要时期,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电影。如鲁迅的《祝福》《阿Q正传》《药》《铸剑》、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寒夜》等改编的同名电影,80年代出现的名作被改编的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张贤亮的《灵与肉》。这些作品在拍摄方面精雕细刻,采用特定镜头和一些特效使人物在传情达意方面做到了极致,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这一时期的电影拍摄和表演都沿袭中国戏曲表演的一些传统,演员首先要仔细地阅读和消化原著与剧本,并尽可能地去体验生活,进入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拍摄时常常要拍很多遍,做到精益求精,所以在那个时候产生了一批经典电影和电视剧。


另一方面,不少导演又学习西方电影理论和技术,在电影语言和美学的多样性方面积极探索,开启了探索电影语言修辞美学的新境界。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的《黄土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电影充分地用镜头来展现西北黄土高原上的色彩美与人间爱情之美,可谓现代性视角下的天人合一。《天云山传奇》的摄影师许琦把中国民族绘画的风格运用在银幕上,在构图、色彩、光线处理上既做到生活化,又加入中国传统美学的绘画意境,虚实结合,颇具中国美学风格。《红高粱》的拍摄中运用了很多特效来渲染一种红色的美学氛围,用中国的酒文化、民俗文化和民间音乐共同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暴力美学特征,不仅开了中国电影的一种新风气,而且在国外电影市场上也颇具特色。这些影片在电影语言修辞和叙事上的探索,以及大量翻译和推介外国电影理论,使得中国电影工作者很快接受了外国先锋的电影理论与美学风格,同时,也大量融入中国文化元素,探索中国电影的美学风格。这些学习与创作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如《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等影片,充分地探索了光影之下中国不同时代的伦理道德与生活境遇,极具中国美学特色。


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建设给电影界带来的是热情地吸收西方世界的娱乐文化思想和欧美电影的市场化运作机制,这种思潮和机制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就更为兴盛。很多过去的大导演都投身娱乐片的制作中,如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冯小刚的《手机》、陈凯歌的《无极》《道士下山》等,探索中国电影如何吸引世界大众文化、如何有效迎合市场需求的经验,并且学习美国好莱坞电影市场的各种方法,如剧本创作、演员酬劳、特技运用等,走过了一条向世界电影充分学习的道路。21世纪以来动画技术的产生使欧美电影再度升级,中国电影界也积极学习,拍摄了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等很多影响较大的动画电影,且把动画技术广泛地运用于影视的制作之中,不但提升了中国影视的制作;水平,还有力地探索了中国影视美学的道路。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电影海报


进入新时代以来,针对影视业过于追求娱乐化和市场化的倾向,国家有关部门及时治理,采用多种形式引导和鼓励影视业向艺术高峰迈进,既要追求艺术性和社会效益,又要追求经济效益和市场影响力。这一时期,在学习世界影视大片经验的基础上,拍摄了《战狼》《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1921》《革命者》《悬崖之上》《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极具市场效应和社会影响力的主旋律影片,在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方面开拓了中国电影的新境界。同时,新时代影视的另一个精神向度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新神榜:哪吒重生》《白蛇2:青蛇劫起》《新神榜:杨戬》《长安三万里》《满江红》等电影,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进行改编,进行创造性转化。还有前面所述一系列大女主电视剧,以武侠剧或宫廷剧的方式,用现代女性视角重新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在这些电视剧中,女性再也不是受到礼教束缚的祥林嫂一样的受害女子,而是文能治国、武能杀敌的奇女子。她们在生活中追求自由、平等、爱情、友情和亲情,与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影视剧的摄制技术和特效技术使得中国的武侠剧和宫廷剧在世界影视界中也独树一帜。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在学习欧美工业电影方面可以说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而它又是对中国古典名著的改编,是中国影视学习西方电影技术、讲述中国故事与弘扬中国精神的较好例证。


  中国影视美学之象


21世纪以来,无论是文学界,还是其他艺术各界,都在谈论和建设中国文艺美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向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中国文艺美学已经成为共识。那么,中国影视美学又从哪些方面去构建呢?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美学境界呢?最后又塑造什么样的形象呢?


没有一种艺术能像影视一样把当前几乎所有艺术都可以综合运用,甚至大自然和人类的一切生活,都可以用镜头去表现。短视频开启的泛影像化已经使影像技术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可以说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但泛化的短视频信息毕竟不是艺术,作为艺术的影视作品,它要有更为精练的艺术观、世界观、伦理观和方法论,最后要达到一种艺术之美。人们在这种美的旅程中完成一种人格的升华。作为中国文化的影像之美,过去的美学大家和古代文艺理论家也讲了很多,总体来讲,不外“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象是上古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周易》三要素之一。伏羲画卦是仰观天象,也就是观察天空中的星象和其变化,然后俯察地理,观察大地的运行变化,再中观人与万物的变化,以此来确立一个完整的天地人三才之道。象在后来也被运用于八卦中的天、地、风、雷、山、水、泽、火八个现象。所以中国文化在形成之中象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再到后来,象与自然、人文和具体的人等结合起来,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整体气象、礼乐道德的人文景象、和合中庸的君子形象。这三个方面可以成为中国影视美学构建的三种层次。



 (一)天人合一的整体气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一词包含了我们从西方学术那里引进的“大自然”这个概念,即宇宙中除人之外的一切生命。西方把这类研究概括进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中,但中国过去把自然名为万物。《道德经》中所提之“道法自然”中的“自然”,既指天地自然生作的万物,我们看得见的皆可称之为自然,但也指这些天然生成的万物有一种自在的精神,所以“道法自然”中的自然指天地自在的样子及其内在的精神状态。西方文化自基督教成为西方人的宗教后,上帝成为人的尺度和参照,且以文字形成的《圣经》为指导,走向实相。而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以天地万物为参照,《周易》《黄帝内经》等亦可称为文字解说,同时,即使没有文字解说,中国人亦可通过天地自然的变化理解大道,这也就是说,中国人更重视人与天地的关系。虽然后来中国创立了道教、引进了佛教,在近现代还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但这些宗教仍然只是人们认识天道的一个桥梁,最终仍然以天地大道来衡量一切。这也正是中国人表面看来信仰多神教的道理,因为这些宗教都是他们理解天地大道的一个过程或证据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文化更为高远、广阔和包容,而文化自信和包容,就能自信地建立中国影视美学。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冯逸、乔华 点校,中华书局,2022


故而,中国影视美学的构建,要电影工作者重新学习和探索《诗经》等古典文学中先讲天地再讲人的天地人三才之道,把人融入广阔的、生动的且与人情景交融的天地自然中。这种叙事方法可以修正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影视从西方文学借鉴的从头到尾只讲人的故事的方法,从深层次来讲,它不仅仅是一种叙事方法,而且是一种关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教育。这种教育完美地体现在《文心雕龙》中,这也正是文以载道的真实内涵。美国拍摄的《阿凡达》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这样的一次回归,是对欧美西方文化中的殖民主义、人本中心主义思想的一次反拨。在那里,人与万物可和谐相处,心意相通。自然万物都有意志,甚至有更为强大的感受力,人可以成为自然万物的领导者,但首先要尊重自然,并学会倾听自然万物的心声,与自然万物能够同气连枝、心身合一,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和影视多学习西方现代文化,曾经在很长时间内多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叙事方法,但也有一些影视仍然在继承古老的传统,如一些武侠片中,当主人公遭受极大的伤害与痛苦时,会无意间深入世外桃源,重新建立与自然的联系。在那里,他们不仅养好自己身体上的伤,同时,受到自然的启示和高人的指点,还在武学上得到提升,而这种提升往往都是那里的高人与天地自然长久相处,得到天人合一之精神启示创立的最高武学。那些武学精神基本上都是在“无我”“天人合一”“太极”等中国文化思想启示下完成的。


中国文化是道法自然的结果,真正的老师是天地自然之道。从人文始祖伏羲开始的“一画开天”即是对天地的认识而画出八卦,然后以其为逻辑制礼作乐。到黄帝时有《黄帝内经》,仍然是对天地自然、阴阳五行、气候变化之道进行进一步演化和总结的结果,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天人关系和中医思想。再到周公时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天地之道而再次制礼作乐,形成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它既包括我们赖以生存的天地山川和自然万物,也包括我们根据这套天地法则而创造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系统。中国周易学会会长李尚信在《生生哲学的基本框架》一文写道:“考察《易传》和整个中国哲学,笔者认为,大致可以把生生哲学的基本框架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即:以天地或宇宙的生生为基础,以性命贯通为生发点,以诚仁义礼智以及格物致知为行动法则,以参赞化育为核心,以成己成物(尤其是成人)为宗旨。”故而这里讲的生态之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之境(天文),二是我们人类自身的文化生态之境(人文)。


电影以摄影技术为主要修辞,这就决定了电影在摹写人物与自然时首先要构建美的和善的人物、自然风貌。《文心雕龙·原道》开篇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里的文,既指文字,又可指描绘天地山川和人文景观的绘画。到现在,则可借指影视语言的镜头,都是“文”。事实上,由文到字,本身是经历过象形(即画字)、会意、假借、转注等这些创造过程的。所以说,作为影视语言的镜头,不可随意而作,而是要尽可能地体现天道与人道思想的统一。换言之,要塑造什么样的人的形象,要表达什么样的人的行动和情绪,就一定会有与他此时情态相一致的所处的自然生态。表面看是人要塑造人物形象和表现人物内心活动以及配合其行动而进行的生态自然描绘,其实可以反过来看,正是因为这样的气候变化、自然生态的演变,无形之中引发了人的一系列情感和行动。它们是相一致的。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天地人三才之道是人情感生发和行动的内在规律,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中道法自然的根本要旨。具体在电影中,对天地自然万物的拍摄乃至动画技术制作,皆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才之道结合起来。


《文心雕龙·物色》篇曰:“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人与天地万物共鸣、共生,故而天地人三才合一。又曰:“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今天很多作家和导演都不大去关注自然,更不会去研究自然之道,而是以自己的想象去设置一些自然的情景,所以今天的小说和电影中对景物的描写越来越少,即使有也多是因为塑造人物和推进故事的进展而置入进来的,少了一些自然之意。要想把人物写活,就要研究人所处的天地自然环境,便知道“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这些形容词的发明都不是靠想象而生成,而是长久观察自然万物而生出的词汇。这样的生态描写就与人物浑然天成,同时,这样的生态景物描写是必须的,因为这也是一种师法自然的教育,是说明人始终要生活在天地自然之中,对天地自然要敬畏、要热爱,以此来规约人、教育人。


比如,生态电影《阿凡达》中,一个人物在行动时,他周围的空气、动物和植物皆有所感应,它们都会表现出一系列的相生相克的行动,这就是天地人是一个整体。当然,电影中为了表现人的崇高,作为自然的存在一直在配合人的行动,缺少了一些相克的内容。其实,在自然界中,有相生的,人物在其中有所感化,能焕发其情志和信心,但也有相克的,有所阻碍,比如时辰和方位以及相对的其他存在,这就可以纠正人物的行动,迎难而上,克服困难,就会出现人物的复杂性,能塑造出真实可信且性格情感丰富的人物形象来。在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通过动画技术很好地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表现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精神与美学风格。说到动画片,我们总是会发现,儿童电影或带有儿童电影性质的动画片,总是能发现自然、描写自然,且能令儿童与自然心意相通,而成人电影中往往就缺了人与自然的相通之境,总是在描述人与人的斗争,自然景物则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这正是儿童电影和动画电影的可贵之处,也是成人电影的失误之处。这些古老的传统都包含在《诗经》之中,那些古老的诗歌,总是先讲自然风物,也就是状物,然后再写人的情感与行动,做到了天人合一之境。 


影视的语言特征是擅长于状物写景,但因为我们缺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所以常常不会状物取景,或者如西方文学与电影那样直接进入人的行动之中。若要创造出中国文化品格和美学的电影,还是要进入到中国文化的三才之道中,就会做到天人合一。



 (二)礼乐道德的人文景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乐道德自古以来多有人批评,在新文化运动时则被批得体无完肤,成了压迫和束缚中国人的枷锁,甚至与封建王朝构成压迫在中国人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故而成为革命的对象。但是,经过百年的探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在新时代有了新的成果,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故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精神重新成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核心内容。


在西方近代和现当代文学中,尤其是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等现实主义作家那里,人与上帝精神构成了伦理的基础,上帝代表永恒不变的精神,而人就成为理解与遵循上帝精神的实践者,故而有对抗与回归。这些也反映在西方早期的电影中。到卡夫卡、贝克特、加缪等现代主义那里,上帝精神已倒,人类没有了高于自己的永恒的精神存在,于是就与日常对话,与自己的身体对话。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回到了自然之中,那个还没有诞生上帝之前的人类自然中,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个时候的自然不仅仅包括身体、自然万物,还有一个令这一切都安排有序存在的自然。中国现当代文学一路借鉴西方文学进行探索,所走过的道路与此相同,但一样与西方文学和哲学进入一个“现代性的不归路”,电影也一样。此时,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重新被激活,那个天人合一的传统在重新回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所有关系皆被称为伦理关系,这就是礼。有了礼,人与人之间才建立起道德,否则道德就没有对象物。在佛教世界里,这是缘起。人与人的关系解除,就是缘灭。人与天、人与先祖、人与父母、人与兄弟姐妹、人与自己的另一半、人与自己的孩子、人与朋友、人与陌生者,最后是人与自己,这些伦理关系产生了对天的崇拜、对先祖的敬仰、对父亲之孝、对兄弟之义、对夫妇之爱、对子女之爱、对朋友之忠、对他人之信、对自己之诚、对社会之仁等等一系列道德。这些道德的产生皆缘于对天地的认识,《易经》起了指导性的作用。所以这一切,现在既面临重新将其解释和扶正的任务,又面临着与世界文化融合而进行当代创化的任务。这在当前是非常重要的社会难题,但影视作为当前影响极大的艺术传播方式,应当义无反顾地承担这一重任。


在电视剧《人世间》中,尽管人们都生活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和新时代,已经接受了西方文化带来的爱情、平等、自由等一系列的伦理观念,但人物之间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式的忠、孝、爱、仁、义、信等道德精神,仍然坚守着一些基本的传统礼教习惯,只是这些礼教和道德已经不是简单的传统习惯,而是古今中外融合之后新的创造。人们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看不到特别生硬的伦理关系,人物之间都表现得那样自然,与时代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切都是人们在不断进行时代转化的生活表现。但是,在这些人物中,仍然有一些人的行为习惯带着很多不合礼教的地方,他们的命运便走向不可逆转的悲剧,比如冯化成、周蓉等,都是受到当时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不顾父母的意见,走自由的路,走自我任性之路,结果走向悲剧。相反,那些坚守传统伦理道德精神的人物,则不但走向成功,而且积极地影响着世道人心。如周家三兄弟中的老三周秉昆,是个小人物,郑娟也是。他们面对生活的艰辛,不辞辛劳,忍耐、牺牲、包容、敬业等这些中国古代平民坚守的道德精神都在他们身上体现,他们最终走向了成功。这种成功不仅仅是家庭的圆满,最重要的是心灵的满足,人格的逐渐完善。大哥周秉义是大人物,他胸怀远大,为国家勇于牺牲,在为官的任何一个岗位上都敬业如家,且大公无私,最终,他虽然因劳成疾,但他无怨无悔,是一个高尚的人。



但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究竟怎样创造性转化,怎样落实在生活中,并非当下就能完成的。在当下,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抱着很大的怀疑,甚至否定,这一方面是现代以来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一个现代创化的过程。这可以在近年来流行的宫廷剧和网络剧、武侠剧中看得出来,如《庆余年》中的主人公范闲是个从现代穿越到古代的人,他的头脑中充满了现代观念,如平等、自由、追求爱情、见了皇帝不下跪等。虽然这些行为在电视剧中都得到了其他伦理上的解释,但是,终究是不和谐的,它带给人们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伦理不可简单地复制到当代,它需要创造,同样,人们所习惯的现在这个社会中的伦理,也充满了一系列的问题,它需要向传统伦理学习,如此融合创新,方才有一个中国人理想的未来。



 (三)和合中庸的君子形象

有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又构建了礼乐和合的伦理道德社会,最终要回答人是什么,人怎样活着。换言之,所有的一切最终的结果是成就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其实就是回答什么是文明的问题。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主要描写五帝的功绩与他们依天道而行的各种行为以及他们的德性,成就了几位德行高尚的圣人或帝王。在《史记·夏本纪》中,既描写了大禹高尚的德行,又描写了后世几位德行败坏的帝王,而这正是夏朝败坏的主要原因。在整部《史记》中,司马迁在对天子、诸侯、世家、相国、将军、刺客等叙述时,既交代了他们一生的主要事迹,又对他们的礼教德行进行了描述,从中找出他们成功之要在于修德明理,而失败之处在于礼教之败坏,从而塑造出一系列追求德行的君子般人物。这正是继承了孔子《春秋》的大义,有褒有贬,褒扬的是他们高尚的德行,贬斥的是他们败坏的德行。故说礼乐之教是自伏羲创立伦理,黄帝进一步制礼作乐,周公再进行系统创造的文明体系。孔子之所以克己复礼就是要恢复这样的礼乐之教,而这样的礼乐之教最终要使天下人成为君子一样的人。


孔子之时,君子不仅仅是有权力和知识的人,也可以指那些没有权力但有很高的道德修养的人。在后世,这样的人格理想成为整个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所以在偏远的乡村,一些农民可能不识字,但他们的行为符合礼教,完全符合君子的形象。《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一位乡绅,他当然是一位君子,而作为长工的鹿三也可以看成一位君子,这是因为他有礼仪,忠诚有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有很多种形象和追求,如《论语》中就有很多对君子的描述,但究其核心,仍然是中国文化的理想境界,故而君子的最高追求就是和合中庸的精神境界。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和诸葛亮,刘备在文韬武略方面不及他人,但他具有仁德,能够团结和调动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等人,而这样的仁德就是和合中庸。这是与曹操对立的存在。曹操之所以不能称为君子就是因为他在礼教方面对皇帝有僭越、对大臣有失信、对朋友有不忠之过,虽有大才,却无大德。


和合中庸不仅仅是周公、孔子、子思、董仲舒、朱熹、邵雍等一系列儒家代表性人物的追求,还是道家老子在《道德经》里阐述的一种天道观,和佛家龙树对大乘佛教发挥的中道观。这一切,仍然来自他们对天道的观察和认识。天道的方法是四季轮回、相生相克,亦可说是和而不同,而五方世界也是如此,这就是五行思想。木火金水土分别代表了东南西北中五方,也代表五季(四季之外,还有一个长夏季)。这是什么原理呢?是根据天道原理形成的。北斗七星围绕处于中心位置的北极星一周,就是一年。《史记·天官书》记载:“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淮南鸿烈·天文训》记载:“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晋书·天文志》记载:“枢为天,璇为地,玑为人,权为时,玉衡为音,开阳为律,摇光为星。”所以,中国上古确定历法与季节时,北极星和北斗星是关键,而现在我们用的是日地原理,这与现代西方科学一致,所以上古中国人的方法越来越被人们忘记。在五方之中,土为中。因土能生万物,代表仁德。另外四方则是东西方木与金相克、南北方火与水相克。这就是为什么中和为至境的原理。说到底,中国文化的根本方法还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上古圣人明白天道运行原理,基本上都是依循天道而行为,故《史记·五帝本纪》中曰:“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祡,望秩于山川。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也就是说,舜代天子之位时,基本上按照北斗星斗柄所指方向巡视,与北斗星代表的天道步调一致,这是真正的天人合一。他们也以此来进行天下的治理。


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中庸之道乃中国文化最高之境界,自然也是文学和影视追求之最高境界。《诗经》之美学之境,孔子曰:“思无邪。”这就是中庸之道。《诗经》之文,都是发乎情,止乎礼。不滥情,不煽情,无邪情。所持之标准,乃中庸之道。在刘勰看来,后世诸子之文因要确立自己的观念,先入为主而立论,情不免有伪,所立之人也不免有伪,或极端。后世这样的文章和形象就太多了。宋明理学以来,在过分强调天理而轻视人欲的理学教条下,礼教就成了捆绑人性的枷锁,所以在《三国演义》中有杀死自己的妻子而让刘使君饱餐一顿的做法,有“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的论调。小说塑造的诸葛亮处处皆以圣人之法而写,毫无瑕疵,且料事如神,这样的形象有因造文而设情设文的意味,所以后世鲁迅说诸葛亮“近乎妖”,而他所发之情亦多有伪饰之嫌。但百年以来,文学所造之人是否有因国家意识形态或某种自设的主题而造之形象?作家所写之情是否也是为造那样的伪者而造出的情?这在一段时间是不言而喻的。故说《诗经》之美学传统仍然是当代文学和影视要继承和发扬的。唯如此,才能写出和摄制出真情真意且能有中和之境的作品来。


当然,《文心雕龙·时序》中亦言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所以不同时代会产生不同的文章,也会塑造不同的形象。电影产生于近现代,故与近现代时期人们对君子的形象要求一致。如在电影刚刚产生时,学习的是传统的戏剧,塑造的仍然是传统的才子佳人和礼乐教化,君子形象就附着在传统的礼教中。新文化运动以来,催生出左翼电影,电影便成为革命的宣传者。到了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艺开始为工农兵服务,专写被迫害被压迫被损害的下层人民的影视就出现了,如《白毛女》。此时,传统的礼教被打破,而新的礼教道德才在诞生,一切都处于革故鼎新的状态中。后来,文学和电影中出现了一些为革命大众的解放而献身的先驱和英雄,如雷锋、董存瑞、张思德、白求恩等。这些人物当然是君子。这些君子形象被称为英雄、烈士,成为新的历史时代塑造的人物形象,极大地影响和鼓舞了当时的人们。新时期以来,也出现了《焦裕禄》《孔繁森》《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孔子》等不少影片,都在塑造不同时代的君子形象,这些形象仍然对社会产生着积极影响。但是,在更多的影视剧中,这样一种精神放在一些小人物身上,而且,在近20年的影视剧中,女性主人公也开始承担起君子的形象来。这是新时代背景下对君子形象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总体来讲,文章因时而变,影视也感时而动,没有一成不变的文章和影视作品,但有一个理想之境可追求。这就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道法自然的方法论,以及和合中庸的人格理想。它们在不同时代虽有着不同的表现,但目标一致。“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文学传统,始终要求电影和文学艺术向着最高的志向创作。今天,影视成为传播最快、影响最大的艺术样态,这就内在地要求它承担起这一伟大的教化功能,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形成中国影视美学风格,积极地影响世人。◇◆


注释从略,详见《南方文坛》2025年第2期




◆ 徐兆寿,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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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南方文坛》2025年第2期目录


陈思和 | 坚守在教师这个岗位上——陈思和教授从教42周年座谈会答谢词


王晓明 夏 天 陈 昶 |“民间”中的“知识分子”


刘 勇|民间岗位与人文关怀——陈思和学术贡献的多重面向


何向阳|“我”的意义:从“问”的意义到“在”的意义——陈思和先生《从广场到岗位》的启示


栾梅健|博学笃志 切问近思——陈思和的学术个性


刘 俊|学术思想自传与话语创新实践——读陈思和《从广场到岗位》有感


会议预告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机遇与挑战”学术活动


今日批评家 · 陈若谷


陈若谷|从科学启蒙到政治动员——论解放区的反迷信书写


贺仲明|超越局限,追求自我——论陈若谷的文学评论个性兼及一种对话


马  兵|若谷的“偏移”与“固守”









期刊介绍


《南方文坛》创刊于1987年,是由广西文联主管和主办的一家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双月刊。1996年改版,立足广西,面向全国,日渐形成了“人文理想、前沿批评”的编辑理念,并以“凝聚批评新力量,互启文学新思想”为旨归,促进了中国一代代青年作家与批评家的共同成长,被誉为“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改版二十多年以来,全文转载量一直位于中国语言文学类期刊前茅,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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